国际油价的泡沫成分超过50％

 管清友 

据说以前欧洲人只见过白天鹅，所以他们确信天鹅的羽毛就是白色的。但是，后来在澳大利亚却发现了黑色羽毛的天鹅，从而完全颠覆了欧洲人牢不可破的传统观念。黑天鹅显示出人类以往经验的局限与脆弱。正如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白天鹅的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你只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够了”。“黑天鹅事件”成为那些极少发生的、发生之后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在事前又很难预测的事件的代名词。

历史上发生过许许多多“黑天鹅事件”，诸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泰坦尼克号沉没、911事件、亚洲金融风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巨亏、次级债危机等等。2008年中国也经历了南方雪灾、股市暴跌等“黑天鹅事件”，而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仍然处于灾后重建当中，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正在和将要显现。黑天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如果要评选出新千年以来对全球影响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的话，油价暴涨位列其中应该没有什么疑义。上世纪90年代，商品市场分析师还是个冷门的专业。当时很多分析师认为油价永远只能在15－20美元的区间波动。石油危机、高油价早已经是过眼云烟。但是，进入新千年，国际油价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从15美元翻倍至30美元左右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从30美元左右翻倍至60美元左右用了3年多时间，随后在六七十美元的区间高位震荡一年多，并在2006年7月份达到78.4美元（美元原油连CONC盘中价）的高位后下行半年。2007年1月份以来，原油价格重拾升势，几乎是从50多美元一鼓作气达到140美元的水平，其涨幅达到了180％。面对着天价原油，迷茫者有之，诅咒者有之，无奈者有之。即便如此，一些国际投行还是指出，150美元的原油价格并不遥远。更有甚者，华尔街的分析师用轻松的口吻安抚人们：不需要对现在的油价“神经过敏”，因为与未来200美元、300美元的油价相比，现在油价仅仅是个地板价呢！

怎么样，油价暴涨这样的“黑天鹅事件”有没有令你感到不寒而栗？有没有让你失去方向？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让你口袋里面的钞票少了又少？这些年来，我们恐怕已经习惯于排起长队在加油站加油，也习惯了不断为逐步提高的成品油价格买单。从2000年8月份开始计算，到2008年6月份最近的一次成品油价格上调，一升普通的93号汽油的价格翻了一番。一些研究报告的研究表明，国内成品油价格至少还有40%的上调空间。

从惊诧到习惯，从习惯到坦然接受，高油价已经成为一件平常事。高油价带给世界和中国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通货膨胀、能源紧张、经济衰退。然而，这场石油盛宴正在接近尾声：泡沫正在积聚，危机正在积累，盛宴结束的曲子已经奏响，这只黑天鹅也许真要飞走了。

实际上，新增消费需求的推动是1999年以来的油价上涨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这一情况在次级债危机爆发以后完全改变了。而根据张斌博士的研究，2006年中期-2007年中期，与中国总需求水平上升相伴的是石油价格下降，而中国总需求开始下降以后石油价格不仅不降反而是继续快速上升。这个期间的中国总需求变动与原油价格变动出现了脱钩。

如果说增量需求决定价格的话，那么作为2006年中期以后，中国需求就已经不是推高国际油价的最大因素了。相反，来自产油国自身需求的增加和产量的减少，以及次级债危机发生后大量投机资本从证券市场涌入商品市场才是油价暴涨的基本动因。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国际油价在70－80美元能够反映供需基本面的情况。而80美元以上的国际油价则明显带有资金堆积的痕迹，具有很大泡沫成分了。即便我们考虑了80美元之上美元贬值的因素，供需基本面决定的国际油价也不会超过100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目前140美元的油价来估算，国际油价的泡沫成分在50％左右。

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依靠资金堆积推高的国际油价是缺乏有力支撑的。从近期来看，美元汇率已经走稳。随着美国总统选举临近，执政党的改弦更张将导致对外政策和美元政策的改变。支撑原油牛市的重要基础将不复存在。

包括原油价格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是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称，全球192个国家里面有大约50个国家通胀率达到双位数，其中大多数是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仍有许多国家的通胀率或马上就会达到双位数。因此，世界主要经济体只有通过加息政策来遏制通涨。加息政策必然提高企业借贷成本，给经济增长带来重压。根据IMF的预计，2008年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4.9%大幅降至3.7%。而次级债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大型金融机构资产减记和贷款损失已高达4000亿美元。金融市场动荡导致银行纷纷提高借贷门槛，流动性过剩的景象一夜之间变成了流动性短缺。经济衰退和加息周期的到来很可能使世界经济陷入重新进入通货紧缩时代。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新近公布的2008年一季度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0.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对经济未来走势进行预测的最新宏观经济先行指数，已连续数月出现下降。需求下降将给原油市场致命一击。石油帝国君主们不作为的举动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从中期看，尽管勘探领域面临越来越多技术挑战，勘探成本进一步上升，但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从1999年到2006年，全球石油勘探开发投资从675亿美元增长到2708亿美元，增长了三倍。2007年世界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根据花旗银行对全球234家石油公司的调查结果，2007年全球石油勘探开发投资预计增加到2994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10.6%。美国国家石油委员会（National Petroleum Council）为美国能源部完成了能源研究报告《直面严峻的能源现实》指出的，“能源供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源蕴藏量，而在于生产能力”。

从长期看，全球化石能源蕴藏十分丰富，估计石油蕴藏量约为13万亿～15万亿桶，天然气为50000万亿立方英尺，煤炭为14万亿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天然气储量完全能够满足生产的增长。别忘了，还有一个油气大国的生长能力正在恢复。而在此之前的将近三十年，它几乎沉寂在纷乱的时局当中。伊拉克重新走上石油舞台将给市场带来不小的冲击。伊拉克的油气资源丰富，目前已探明原油储量为1150亿桶，占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8.89%，居世界第4位；已探明天然气储量112万亿立方英尺，占世界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的1.85%，居世界第10位。但是由于战争和国内政治原因，伊拉克目前的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第15和52位，并且生产波动很大，非常不稳定。在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飙升背景下，世界主要油气消费大国加紧寻找稳定的油气供应来源。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伊拉克政局逐渐稳定，经济开始重建。2007年3月5日，伊拉克通过《石油法草案》，鼓励国际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开发石油和天然气。伊拉克原油生产能力的恢复将成为本次石油盛宴的终结者。从历史上来看，二战之后的原油市场历次波动都与重要的政治事件有关。新千年以来的原油大牛市始于伊拉克战争，也将伴随着伊拉克石油生产的恢复步入稳定时期。

不过，由于大宗商品市场存在超买超卖现象，在泡沫破裂之前，不排除油价有继续疯狂的可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油价上涨10倍的时候才引起石油消费的减少。油价极有可能在未来几年达到200美元整数关口的超高位置才可能引发消费出现明显减少。此外，1982年出现相对历史高点时，美元指数还是向上运行，美元处于升值当中，消费的持续增长推高了油价，但高油价也在这一临界点开始抑制消费。

超高油价时代已经到来，但石油盛宴的结束也为时不远了。如果油价在未来达到200甚至真的疯狂飙升到300美元，那这场石油盛宴就彻底结束了。而从那时开始，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也将彻底被改写。

《中国能源评论》约稿，未发表，请勿转载。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本文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对布莱尔报告的评论

 管清友 

有关气候变化的物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证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一，也是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各国在承担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气候谈判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僵局，特别是主要排放大国之间并未就减排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在2008年7月份八国集团峰会召开之前，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以下简称布莱尔报告）报告已经于近期发布，这份报告将“呈送北海道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此次八国峰会还将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国参加，形成G8+5的形式，就影响世界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气候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作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莱尔深知简单的劝说并不能解决政治分歧和利益争端，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各国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实现合作才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

首先，布莱尔报告明确的指出，全世界都希望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领导力。根据笔者统计，G8+5的13个大国的排放1980－2005年占世界排放总量的68－71%之间。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75%。很显然，没有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气候变化的僵局就无法打破。而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没有给解决气候问题提供出路。布莱尔报告对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能力表示担忧，即“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完全满足有效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响应和行动。”

其次，布莱尔报告告诉政治领导人，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各国国民经济影响不大，而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布莱尔报告引用以往的许多研究指出，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平均成本只是降低了0.12%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重申这一结论的目的在于让政治领导人不必担心减排会给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而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如果将减排的开始年度从2010年推迟至2020年，全球每年所需的减排量将增加一倍。所以，全世界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再次，布莱尔报告认识到，当前的政治困境不是“是否要”而是“如何实现”。因为原来对应对气候变化态度的国家也已经了解到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你们的”的问题。因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责任，而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布莱尔报告指出，在今天的美国，人们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应担负起近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在首相福田康夫的领导下，日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欧洲，人们已经就行动需要达成了真正而且深刻的一致性意见。而他也希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承诺减排义务的行列中来。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最后，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就是在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下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和中期目标。布莱尔报告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提高碳生产力。布莱尔报告还提出了实现行动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作用充满信心。一个良好的全球碳交易市场将可以把减排成本降低50%。而根据历史经验，对于成本的预测往往比实际成本要高。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对碳价格或者技术革新速度等激励措施的反应进行预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只有实现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安全。低碳经济不仅将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低碳经济规则也将成为继联合国宪章、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货币规则之后规制未来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国际规则。

对于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将是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和积极的身份参与涉及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国际规则的制定。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掌握战略主导权，将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契机，也是重新确立国家地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契机。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本文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http://www.china-cbn.com/s/n/000007/20080630/020000082227.shtml

托尼·布莱尔：迈向低碳未来的激进和审慎之路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8年06月30日 02:59 http://www.china-cbn.com 
 
托尼·布莱尔

　　近年来，人们关于气候变化的看法，已朝着赞成采取激进行动的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于气候的担忧和对于油价的焦虑恰巧同时出现。两种忧虑都要求降低碳依赖程度。同样地，能源安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鉴于多种原因，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当前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框架，保证以既充分又审慎的步调推动变革。好消息则是：关于这个挑战的性质以及应对这个挑战的必要性，人们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如今已无需再去劝说，大多数人都相信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重大风险。在油价处于10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各种资源日趋紧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同意，能源安全是一个关键问题。人们终于一致认为，应当转变我们的经济，使它摆脱对碳的依赖。此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为了激励、倡导和敦促这种激进转变的发生，就需要有一个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行动框架。
　　问题是如何建立这个框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框架，既能在设定目标上足够激进，又能在认清现状和把握步调上足够审慎？如果我们在改变经济增长性质上不够激进，就无法使气候避免灾难性的结局；如果我们在建立行动框架时不够审慎，我们就会错失达成共识的机会。
　　我们各国的民众对日益加剧的气候破坏忧心忡忡。我们各国的民众也可能被为了阻止气候破坏而必须采取的那些行动的激进程度吓坏。政治领袖的任务就在于，采取正确的国家和国际行动，既能使全球经济转入低碳增长的轨道，又不会妨碍民众——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地区的民众——实现其享受增长和消费的物质、社会福祉这一完全正当的诉求。鉴于所牵涉的问题十分复杂，大量数据不够精确，政治、技术和组织因素之间的互动需要高度技巧，要回答这一个“如何”的问题，其困难程度，不亚于自从设计战后布雷顿森林经济体制以来，国际社会所回答过的任何一个类似问题。
　　动员发起全球应对行动（Global　Deal）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使命，除非经过它的授权，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发起全球应对行动。本报告旨在摆明问题、归纳现有信息并建议一套解决方案。其目的是为联合国的专门、正式方案提供支援。
　　然而，我们应该对当前存在的实质性的政治风险持开诚布公的态度。
　　以科学界、NGO和专家共同体为一边，要求立即采取激进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政治领袖为另一边，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做到既满足减排要求，又不影响经济增长——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有日益扩大的危险。
　　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验证这个判断。许多人的核心主张是制定一个2020年过渡目标，并于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谈判进程中获得通过。该目标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是减少大约25%~40%的排放量。这真是一个很大胆的承诺。
　　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它甚至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还要大胆。该目标以1990年的水平为基准，换言之，我们未来11年的进展要以差不多20年以前的情况来衡量。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并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美国上升了16%，日本上升了超过7%。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英国，是下降的。然而直到最近的3年，欧洲整体的排放量才止住上升势头，大体保持不变。所以1990年的基准给达到目标难上加难。
　　说到底，我们是在要求北美、欧洲和日本一改过去12年里排放量的上升或持平势头，在未来12年中完成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减排，以达到2020年全球排放量触顶的目标。
　　科学家会说：这是最起码的。
　　政治领袖则会问：这是可能的吗？
　　另一个情况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帮助：尽管我们的知识在增长，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数字却存在激烈的争议。例如我们说2020年要减排25%~40%。且说最明显的一点，25%和40%差别大着呢。有人说要以较大把握将变暖控制在2°C以内，就必须把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00百万体积分率（ppmv）以下（即在100万单位体积中占500单位体积——译者）；有的人则说是450ppmv；有的人说的甚至更少。有人断定2020年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排放量触顶的最后期限，超过这个期限，对气候造成的破坏就无法逆转了；也有人——虽然通常不是科学界人士——则认为2025年甚至2030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下列这些重要事实和深刻的政治现实：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可产生必要减排效果的四分之一，有时候也能节约资金，但其重要性常被忽视。
　　·中国和印度新建的发电厂，绝大多数将是——而不是什么“可能是”——燃煤火电厂。因此开发碳收集与封存技术（将工业生产尤其是燃煤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并安全地封存起来，减少向大气的排放——译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恰恰是关键性的。
　　·至少要有一些国家着手复兴核电，否则全球应对行动很难成功。
　　·大气中现存的二氧化碳排放，约70%~80%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
　　·但是，即使美国能够实现最激进的减排目标，只要中国一如既往而印度也紧随其后，气候还是会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否则它们不可能在必要期限内使排放量触顶，进而下降。
　　·森林退化的作用在整个排放问题中的比重约为15%~20%。
　　·某些重要行业如混凝土、钢铁，当然首要的还是发电，它们的排放占全部排放的比例极高——大约是一半。
　　·航空业和航运业的排放，尽管目前只占5%，却是增长很快的一部分。
　　·如果措施得当，减排的成本就能维持在可承受的水平以内，甚至会低于预期；而且，新兴的低碳经济蕴含着真正的商业机遇。
　　另一个政治现实也很关键。科学总在不断发展。我们今天——2008年时谈论的内容肯定与到了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时谈论的内容不尽相同，更不用说2012或2015年了。我们的知识无时无刻不在增长。我还可以有把握地预言：技术会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发展。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只要我们给出一系列明确的激励，市场就会作出反应，人类的创造力和才智就会开动起来，今日难以设想的答案，明日就会变为现实。
　　还有另一个巨大的政治危险，凡是参加过错综复杂且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多边谈判的人都能领会。如果哥本哈根会议召开时，事先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它就会沦为谈判各方的一场噩梦。接下来的危险是，由于认为别人都指望自己这一边让步，各国在会上锱铢必较，但求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精诚合作，制定出它们认为可以实际完成的最大减排目标。结果将是就一个最小公倍数达成协议，还要附加上一堆复杂的机制，使世界裹足不前，令公众感到幻灭而且不满。
　　有另一种不同且更好的方式，可以达到全球应对这个目标。关键是全世界，尤其是全世界的商界，由哥本哈根会议得到一个清楚、明确、激进的导向。具体的步调可以因人而异，应时而变。但每个人都得知道，大方向是清楚的，没有模棱两可。这样一种应对的基础可以建立在下列几点之上：
　　1.不论是科学观点还是政治观点，其趋势都是明朗的，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使我们都认识到，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激进地降低我们的碳依赖程度。若非如此，2050年至少减排50%这个目标就根本不会被一致认可。
　　2.哥本哈根的关键，在于为实现上述减排目标，确立一个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效的、清晰的导向。就是要真正开始改变，要为发达国家确定一条带有过渡目标的可行道路，但也要意识到从现在到2050年，我们的行为和知识会发生许多改变。
　　3.将要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召开的G8+5峰会和主要经济体会议（MEM）应就2050年关键目标达成协议，并确认要引入全球应对行动的核心要素。
　　4.然后要调集力量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分析，以确保那些核心要素拥有扎实有力的事实依据，从而能够获得一致通过。
　　5.2009年将在意大利召开的G8+5峰会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例如召开同MEM的联席峰会），应就这些核心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达成协议。这一成果应被联合国的哥本哈根进程采纳，帮助它发起全球应对行动。
　　6.哥本哈根协议应制定出为政治审慎和2009年的可操作性所能允许的最大减排目标。
　　7.随后应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进程，定期对已完成的工作和需要从事的工作进行审查，以使哥本哈根协议可被调整。这一进程可以是重要经济体的一个小型论坛，其结论应被联合国进程采纳。根据背后的理念，哥本哈根协议应是一个动态的条约，而不是针对一个问题的一次性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在2009年内甚至短期内都无法得到最终解决。
　　8.如此一来，哥本哈根进程就可以有所作为，因为它知道，为全世界75%的排放量负责的那些国家（G8+5和MEM——译者），已经为它确立了一个政治导向；因为它知道，人们并不期待它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它知道，在它之后还会有一个持续的政治进程，随着我们的行动和知识变得日益明朗，将引入更多的激进步骤。
　　这种做事的方式依赖于一个基本假设：今日的问题不是政治意愿的问题；当前的政治困境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做”的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假设成立。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态度不再是“你们富国造成了这个棘手问题，你们自己能处理”。它们知道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确实会牵涉到平等的问题。但不论是纽约的排放还是上海的排放，影响到的是同一个气候。更何况，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生活在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人们。
　　同样地，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认为近期减排的主要责任应由发达国家来承担。日本的舆论，在首相福田康夫的领导下，也发生了改变。在欧洲，更是有一种必须有所作为的真诚而深刻的共识。
　　当前的挑战不是意愿的问题，而是如何共同应对，明确地走上一条低碳未来之路的问题——那条路既公平，又可行；既是激进的，又是审慎的。（本文系托尼·布莱尔报告《打破气候僵局：为一个低碳未来发起全球应对》的前言。报告英文全文见www.cop15.dk。本报编辑马俊编译，曾参考管清友博士译文。）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新华网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下午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进行不懈努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罗勇研究员、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何建坤教授进行了讲解，并谈了对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同时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

    胡锦涛强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应该率先承担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同时也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努力。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相关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胡锦涛强调，应对气候变化，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国内和国际、当前和长远，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改善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

    胡锦涛指出，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大力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坚持实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不断扩大森林覆盖率。二是要大力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继续开展生态保护重点工程建设，加强气候变化综合影响评估。三是要大力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作用，加快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重大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四是要大力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推进能源管理体制和价格改革，完善多灾种的监测预警应急机制、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全社会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机制，特别是要提高应对极端气象灾害的综合监测预警能力、抵御能力、减灾能力。五是要大力提高全社会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环境。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的措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组织和实施能力。实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加大力度、迎难而上、加快推进，把节能减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认真实施节能减排统计体系、监测体系、考核体系，突出抓好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坚决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

美气候学家称全球变暖严重程度仍被低估
《财经》记者 于达维 《财经网》 　 [ 07-04 12:35 ]  共有 0 条点评
 
如不能在2025年到2030年间完全消除煤炭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气候变化就有失控的危险

　　【《财经网》专稿/记者 于达维】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中心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7月4日在东京国立联合大学举办的气候变化讨论会上再次呼吁，人类必须在2025到2030年完全消除来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否则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将失去控制。
　　作为最早关注全球变暖的科学家之一，早在1986年，汉森教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就首先提出了人类面临全球变暖的危险。而在20多年后，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挑战，早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现在公众和各国政府还没认识到其严重程度。”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
　　汉森回忆说，他在当时之所以意识到全球变暖的危险，并不是来自于单纯模式的计算；因为模式计算由于考虑的参数不同，往往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他是在研究了地球历史上对于二氧化碳浓度的反应，以及最近几百年来地球经历的变化之后，才得出结论的。
　　目前，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385ppm（parts per million)。理论上，使地球气候保持稳定的浓度水平是350ppm，但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安全水平很可能只有325ppm。
　　从1978年到2008年，由于全球变暖的持续，北极冰盖已经从800万平方公里减少到400万平方公里左右。根据美国宇航局最近的卫星观测，北极点附近的冰盖今年夏天将完全消失。
　　“冰盖一旦消失，经需要上万年的时间来恢复。”汉森告诉《财经》记者。
　　他说，由于气候系统的惯性，人类历史上排放的二氧化碳还在持续发生作用，如果排放继续增加，气候变化将不可遏制。根据计算，要让海上的浮冰保持稳定，二氧化碳水平应不超过300ppm。
　　目前，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仍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而从人类历史上排放的总量看，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更是占到了一半。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后，各国对于煤炭的使用都处于下降趋势；但是由于近年原油的紧张，各国对于煤炭的使用又有所回升。
　　以日本为例，煤炭占其能源总量在2000年降至25%左右，而近年增加到40%左右。而中国的煤炭用量，则一直保持在一次能源供应的三分之二左右。
　　在汉森看来，由于石油的使用是分散的，人类很难从每辆交通工具的排放中捕捉二氧化碳，而煤炭的使用则相对集中，消除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如果人类还想要保持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气候形态，就必须进快设法消除来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他补充说。
　　汉森建议，首先就应该禁止新建一切无法进行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的燃煤电厂。因为如果不能设定具体行动目标的话，设定任何减排的目标都是不现实的。
　　据悉，他已经给即将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G8峰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能够考虑这一建议。
　　不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此却并不乐观。“在各个国家，化石能源巨头拥有巨大的话语权，而大自然的话语权是很小的。”
　　“也许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二氧化碳有任何减少的迹象，但是如果在你们年轻人的一生都看不到的话，人类就危险了。”汉森警告说。■

REPORT BY TONY BLAIR

http://www.cop15.dk/en/servicemenu/News/BreakingTheClimateDeadlockAGlobalDealForOurLowCarbonFutureReportByTonyBlair.htm

胡鞍钢  管清友

摘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共识，但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趋势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却面临巨大的不平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项全球性公共产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承担。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和二氧化硫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又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责无旁贷。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分为两大问题：第一，减排和为气候变化投资：成本和收益；第二，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战略和对策。这两大问题相互影响。我们讨论了技术可行性：减排的成本和收益；经济可行性：为气候变化投资；政治可行性：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国际建设和谐世界；国际合作可行性：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实现全球气候政策良治。

中国面临的战略选择有多种情境，应当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明确做出减排承诺，为实现国内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为推动和谐世界的建立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者。

关键词：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  减排承诺   绿色发展

作者简介：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管清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100084）。

   编者按：2008年4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和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资助，本刊编辑部主办了“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研讨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花旗银行中国区、中信建投证券公司、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及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各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就深入认识次贷危机本身、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次贷危机为中国经济提出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磨砺了观点、深化了认识、达成了共识。

                “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研讨会综述

一、次贷危机下宏观研究的新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助理何帆提出了次贷危机背景下宏观经济研究的五个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本次研讨会的主旨所在，也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经政所宏观经济研究团队致力研究的问题。第一，美联储的救市政策是否有效？毫无疑问，这些救市措施将会造成道德危机滋生、美联储信誉下降，本次危机纾困政策甚至可能埋下未来危机的种子。那么，美联储究竟有无必要采取这些政策呢？第二，流动性过剩是否可能导致新的泡沫？次贷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如果流动性过剩未能得以根治，那么它可能导致新泡沫的出现。从目前来看，新能源泡沫已经处于酝酿的过程中。第三，次贷危机将对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向和规模产生何种影响？既然华尔街金融机构仍在大幅减记资产和披露账面亏损，那么热钱应该从新兴市场撤回发达国家，为什么在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会出现热钱的大规模流入？第四，在次贷危机背景下，人民币的升值策略是否应进行调整？当前是否依然存在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的空间和必要性？第五，后次贷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压力下调整到位，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变为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国际收支双顺差不复存在，这将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余永定进一步指出，学者们应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其一，次贷危机将对金融全球化产生何种影响？次贷危机是全球化遭遇的小挫折，还是象征着全球化将发生大转变？其二，我们对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各种金融产品和静态问题已经研究得比较深入了，但对危机动态机制的研究仍相对匮乏。例如，危机是怎样在金融体系内逐渐传导和扩散的？杠杆效应和反杠杆效应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其三，次贷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全面和长远的分析，也需要系统的危机应对方案。

二、审视次贷危机及美联储的应对策略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策略分析师黄海洲建议从历史视角来剖析危机本质。之所以会爆发次贷危机这种六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实则因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百年未遇之繁荣。1990年代，美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即全球新增5亿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以及IT革命红利等，从而倾向于过高估计经济增长潜力，过低估计通货膨胀威胁，过分相信货币政策制度和央行信誉。然而，当全球化红利在近年来逐渐递减时，上述美梦破灭，资产价格发生全面重估，而美国经济将会进入负实际利率、高通胀、低增长的新范式。
　　黄海洲认为，次贷危机的深化和扩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3月中旬之前，市场上出现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危机，投行之间相互挤兑；第二阶段是2008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对金融机构的担心转变为对实体经济的担心，信贷紧缩将造成实体企业利润率下降；第三阶段是2008年5月底至7月底，这是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阶段，一方面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进入高峰期，另一方面企业盈利下降将导致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
　　黄海洲进而作出了如下预测：首先，美国政府解决危机的方式只有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但通货紧缩在国内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美国政府将会实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和高通胀将成为长期现象；其次，美国政府将进行更大幅度更深层次的干预，他诙谐地将此称为“社会主义红利”；再次，在上述前提下，全球大宗商品牛市依旧，而股市或将出现震荡反弹；最后，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会积极寻求新的增长点，而生物制药行业可能继IT行业之后成为新的推动力。
　　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着重探讨了次贷危机下美联储的对策。他对美国央行和欧洲央行文化的剖析颇具新意。受1930年代大萧条影响，美国央行文化的特点是将反萧条放在首位。为防止魏玛共和国时期恶性通货膨胀噩梦的重演，欧洲央行将反通胀放在首位。文化差异导致美欧央行应对危机的态度迥异。在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先是大幅降息，然后采用了一系列非传统工具；而欧洲央行的做法却是及时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在降息问题上格外谨慎。从目前来看，欧洲央行的应对似乎更为有效。
　　沈明高指出，从传统上而言，美联储只有两个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工具，即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随着危机的扩散和升级，美联储在2007年12月和2008年3月集中推出了4种非传统的流动性工具，包括TAFs、Expanded OMOs、TSLF和PDCF。这些非传统工具的核心功能可概括为三点：第一，将提供流动性的期限从隔夜延长到28天；第二，将抵押资产从国债扩展为高评级的机构债和MBS；第三，将援助机构由商业银行扩展到投资银行。上述非传统工具的推出将会造成美联储角色和功能的如下转变：其一，迄今为止美联储已经提供了4360亿美元的承诺贷款，这将造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国债比重下降、资产质量下降，美联储承担的信用风险上升；其二，如果进一步降息造成名义利率接近于零，那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可能无限膨胀，救市能力将显著提高；其三，救市的结果造成美联储持有了大量的非传统资产；其四，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范围将由商业银行扩展到投资银行。
　　沈明高对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提供了四点判断：首先，次贷危机与以前危机的最大不同，在于金融系统首先出问题。因此危机何时消除，关键要看金融市场何时能趋于稳定；其次，美国经济下滑注定会拖累全球经济；再次，全球范围内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长期维系；第四，新兴市场国家仍能维持较高增长，同时也将积累更大规模的外部资产。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管清友博士分析了次贷危机与全球原油市场之间的联系。次贷危机爆发初期，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显著降低，整个金融市场上出现资金抽逃，而油价也一度发生恐慌性下跌。然而，央行陆续推出的缓解危机的举措重新推动了油价上涨。目前，全球原油市场的炒作题材已经由供求缺口转变为美元贬值。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原油价格可能持续上涨，次贷危机或将成为超高油价时代到来的导火索，其理由在于：第一，原油供给受储量和开采成本制约，且生产周期较长，石油产量峰值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第二，原油生产波动较大，但消费稳中有升，供求矛盾的紧张局面并未得到缓解；第三，一种投资品越为大众所熟悉，其价格就越容易被炒高；第四，作为原油计价货币的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必将导致油价持续飙升。
　　管清友就未来的原油价格走势作出了每桶300美元的惊人预测，其推断的主要逻辑为：从1970年到1979年，全球原油价格从每桶1.35美元上升到每桶35美元，增长约26倍；1999年全球原油价格为每桶10美元，按此逻辑推断，2009年全球原油价格可能上升到每桶260美元。此外，1979年美元处于升值趋势，而目前美元处于贬值趋势。综合以上考虑，全球原油价格达到每桶300美元可能并非遥不可及。
三、测算次贷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是本次研讨会的特色之一。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估算了发达国家经济减速对中国净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鉴于2008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进行了两种情景分析。第一种情景相对乐观，假定发达国家经济仅轻微减速，美国经济由2007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2.0%，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整体经济增长率由2007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2.0%。在这种情景下，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将由2007年的25.7%下降到2008年的23.1%，由于进口开放的影响，进口增长率维持在2007年的20.5%，因此外贸顺差增长率将由2007年的47.73%下降到33.54%，同比下降12.2个百分点，但绝对值仍将比2007年增长900亿，达到3536.6亿美元，约占GDP的8.6%。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1.5%下降到2008年的10.6%。
　　第二种情景相对悲观，假设美国经济显著衰退，从2007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1.0%，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整体经济增长率由2007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1.5%。在这种情境下，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将由2007年的25.7%下降到2008年的17.3%，进口增长率由2007年的20.5%下降到2008年的15.4%。外贸顺差增长率由2007年的47.73%下降到25.2%，同比下降22.5个百分点，绝对值比2007年增长660亿，达到3281.4亿美元，约占GDP的8.3%。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1.5%下降到2008年的8.0%。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统计分析研究室副研究员吴海英测算了2008年美国GDP减速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分析的主要思路包括：首先，美国GDP增速的改变将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影响，进而对进出口乃至中国GDP增速产生影响；其次，中国GDP增速的改变将对中国的消费、投资和进口产生影响，从而对中国GDP增速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以此类推。在对中国的出口、进口、净出口、消费、投资方程的估计基础上，模型得出如下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不变价格计，2008年美国GDP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速将下降1.34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进口、净出口、消费和投资增速将分别下降2.7、1.9、5.2、0.8和1.1个百分点。根据IMF200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2008年美国GDP增速将下降1.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08年中国GDP增速将下降2.28个百分点，达到9.12%。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姚枝仲测算了中国出口变化对GDP增长的综合影响。分析的主要思路是，用出口对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进行全微分，分别估算出口变化对消费、投资和进口各自的影响，然后加总得到出口变化对GDP增长的总体影响。在研究出口对投资的影响时，采用了投资是实际资本存量向合意资本存量进行逐渐调整的假定。在根据历史数据估计了边际消费倾向、边际进口倾向、加速数和调整速度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其一，如果出口收入降低1元人民币，那么消费、投资、进口和净出口分别降低1.09、0.48、0.59和0.41元人民币，GDP降低1.97元人民币；其二，如果出口收入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消费、投资、进口和净出口分别降低0.81、0.42、0.73和2.03个百分点，GDP增速下降0.73个百分点。
四、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的机遇与挑战
    危机带来冲击和挑战在所难免，但与此同时也蕴涵了难得的机遇。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管涛认为，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两大机会。第一，次贷危机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提高国力和影响力。次贷危机的爆发削弱了外部需求，为中国政府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改善国际收支失衡、实施宏观经济软着陆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在次贷危机冲击下，外贸顺差占GDP的比率在2007年可能已经见顶，2008年很可能回落。次贷危机造成美国进口需求下降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拉动力下降，中国可以进一步发挥世界市场和资金提供者的作用。中国国有投资机构应该充分把握住海外投资的机遇，此外中国政府也可考虑进一步开放国内一级市场，允许境外机构和企业到中国资本市场上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和股票。第二，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次贷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中国在推行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央行是否应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考虑范围，也将引发更多的讨论和争议。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孙碧波博士畅谈了次贷危机对中国外汇市场的影响。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2007年的运行情况大致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走低；外汇即期交易日趋活跃、外汇远期和掉期交易量同比增长强劲、外币市场交易量同比增长显著。在次贷危机冲击下，2008年第一季度外汇市场发生的新变化包括：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速度进一步加快、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外汇市场交易持续活跃、衍生品交易增长较快等。而次贷危机也将对中国外汇市场产生如下深层次影响：第一，升值压力和对热钱涌入的担忧可能带来更为严格的外汇控制措施；第二，境内市场上外汇流动性收紧；第三，外汇衍生产品价格波动性增强。针对为什么外汇储备充足前提下外汇流动性会收紧、中国国内美元利率会上升的问题，孙碧波的回答是，其一，商业银行仍然面临着较严格的外汇头寸管理，其二，商业银行同时面临着短期借入、长期拆出的刚性需求。管涛对此的补充解释为，境内外美元利率出现利差，这恰好说明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是有效的；造成国内外汇流动性收紧的另一原因是境内企业和居民的大规模结汇。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潘向东重点讨论了次贷危机对国际资本流动及中国A股市场的影响。一旦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那么全球经济将无一幸免。通过美元贬值制造全球通胀，已经成为美国主动选择的应对危机的手段。中国政府应对外生性通货膨胀压力保持高度警惕。在短期内，国际资本将从新兴市场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在中期内，国际资本将重新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而长期内的资本流向则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走向。金融危机总会周期性爆发，关键是看危机后哪个国家可能崛起。次贷危机将在2008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进入风险集中爆发的高峰期，风险将通过美股、港股和A股市场的依次联动而最终影响到中国股票市场。目前A股下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受到损害，中国政府应将防止通胀作为第一要务。他对投资者的建议是，在看明白市场波动之前，不要盲目投资。目前最佳策略是持有流动性，静观其变。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张明博士分析了次贷危机给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次贷危机给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对中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性增加可能加剧并最终刺破中国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美元贬值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国际购买力缩水以及通胀压力上升、美联储步入降息周期对中国宏观调控形成掣肘等。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也给中国带来了如下机遇：其一，为中国调整发展策略和国际收支失衡提供了外部动力；其二，全球资本市场重新估值为中国提供了海外投资的机遇；其三，美元大幅贬值为中国实现人民币和资本市场国际化提供了契机。然而，中投公司面临的一系列先天不足增加了把握海外投资机会的难度，这些不足包括：战略定位模糊、治理结构不透明、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等。此外，中投公司还面临次贷危机不确定性、发达国家政府的抵制和监管趋紧、来自其他主权投资机构的竞争等外部挑战。只有积极调整战略定位、改善治理结构、提高市场化运行程度，以及和成熟投资者合作投资、积极参与良好行为准则的制定、统筹兼顾地制定中国主权投资机构的海外投资策略等，才能真正把握住次贷危机为我们提供的难得机遇。

成品油价格上调是能源政策良治的必要步骤

 管清友

19日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宣布，自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市场传闻的成品油价格上调成为现实。同时自7月1日起，将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钱。自即日起至今年12月31日，全国煤炭生产企业供发电用煤的出矿价，不得超过2008年6月19日实际结算价格。油、电价格上调，煤炭价格维持原有水平，显示此次能源价格调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政策组合拳。

根据我们此前对国内成品油价格粗略估算，按照原油价格60.2美元/桶（38美分/升）评估的汽油理论销售价格为53美分/升，柴油理论销售价格为59美分/升，那么按照目前的国际原油价格水平（120－135美元），汽油和柴油的理论销售价格也已经翻倍，分别为1.06美元/升和1.18美元/升。如果简单地把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确定为1：7，那么汽油和柴油的理论销售价格分别为7.42元/升和8.26元/升。以北京市汽油（90、93、97、98号汽油）零售基准价格5.16元和最高零售价格5.57元计算，理论销售价格与国内汽油价格还有33％－44％的差距。石化企业按照目前的零售价格提供成品油，每吨（93号汽油1吨约为1342升）约亏损3000元人民币左右。这次成品油价格上调幅度是2005年以来的历次价格上调幅度最大的一次，即上浮8%后的全国平均零售价分别为每吨7540元和7040元；折合每升约分别提高0.8元和0.92元，但我们看到与理论销售价格尚有较大距离。在目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考虑到社会各方面对油价上调的承受能力，这一上调幅度比较合适。

在任何国家，成品油价格上调都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无论该国是政府定价还是市场定价。成品油价格上调不仅要考虑到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要考虑到不同类型的企业、普通消费者对油价的承受能力。

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属于政府定价，价格调整政策的出台必须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又不至于对宏观经济产生太大负面影响。政府实际上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维持低油价会刺激人们对石油产品的过度消费，导致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同时，低价格政策导致国内石化企业，特别是炼油行业严重亏损，“油荒”成为普遍现象。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头5个月深圳口岸主要出口品种为柴油、航空煤油和润滑油，出口柴油89．1万吨，而去年同期该品种无出口；出口航空煤油1.9万吨，增长1.2倍。保税仓库出口为主要贸易方式且增长迅猛，出口成品油91万吨，增长102.5倍，占同期深圳口岸成品油出口的98.7％。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成品油价格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恶化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状况。因此，成品油价格调整政策只能是一个折中方案，社会各方面都能接受。所以，每次成品油价格上调之后，为缓解成品油价格调整对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影响，国家财政都会加大补贴力度。

我国是实行低油品价格政策的国家，但同时又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之一，因此，成品油价格的调整是大势所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不过这一政策的推出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次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国际背景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油价近期急剧攀升，一度逼近140美元关口。实行低油品价格政策国家，如美国、印度、中国被认为是刺激石油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些国家调整国内能源政策势在必行。我也注意到，在中国宣布上调大幅提高成品油价格的同时，纽约原油期货盘中价格骤然下降，这表明中国的能源政策对世界能源市场有着巨大的影响。二是王岐山副总理近日赴美出席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源、环保领域是双方合作的重点。适当提高成品油价格显示了中国应对能源环境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从国内背景来看，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5月份CPI的涨幅是7.7%，比上月有所回落。但是，5月份PPI涨幅达到8.2%，是自去年3月份以来，PPI涨幅首次超过CPI的涨幅。因此，成品油价格上调对PPI和CPI的影响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应该说，短期内成品油价格上调势必推高PPI和CPI。但是也应该看到，成品油价格上调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和消费者对能源的消费，促使企业节能降耗，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由于上调幅度距离理论价格尚有很大的空间，这次油价调整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和中国消费者必须要学会适应高油价，尽管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不愿意自己的油品支出增加。从近期来看，由于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油价上调将带动资本市场能源板块（电力、煤炭、石化等）和新能源板块的上升势头，这或许是目前极度羸弱的中国股市的一线生机。以油品为原料的航空板块或许会受到一定影响。由于中国国内能源政策调整对国际石油市场影响巨大，国际油价的短暂回调也可能成为外围市场的好消息。

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目前只能看作是实现国内能源政策良治的必要步骤，但国内能源政策良治任重道远。能源行业的价格机制、管理体制改革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与成品油价格调整相关的配套措施需要陆续出台，如燃油税、资源税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尽管国内成品油价格保持较低水平，然而普通汽车用户承担的总成本却远远高于相同油价水平国家的汽车用户。因此，能源行业的改革恐怕远非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也不是能源行业一家能够单独完成的。

成品油价格上调不仅具有国内意义，也具有较大的国际意义。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继续通过低油品价格政策和补贴政策变相补贴我国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国内能源政策的陆续调整也将有助于遏制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是在为世界做出巨大的能源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本文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按：2008，内忧外患，多事之秋。中国股市在内外夹击下深陷熊途。如此惨烈的暴跌，不是来自国际资本大鳄的狙击，而是制度、管理、国内外经济形势多重作用的结果。但是，仅仅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是不足于导致股市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跌的；同样，仅仅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不足以导致股市在2005－2007年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股市的暴跌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内因是决定因素。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股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抗震救灾，并顺利开展灾后重建。股灾也是重大突发事件，必须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减轻股灾的影响，恢复股市的应有职能。下面是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同志的一篇文章，其观点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我个人认为，长远来看，中国股市需要制度重建、诚信重建、信心重建。中国不缺钱，中国股市不缺好的上市公司。在这一背景下，非理性的下跌折射出很多问题。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李德水：中国的股票市场完全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发展

本网　2008-06-17 13:20:00

凡个人署名文章，均不代表国家统计局观点，作者文责自负。转载或引用时务请遵守本网“版权声明”。 　　早在晚清时期中国就有了股票市场，张之洞办洋务时发行股票以直接融资。到了民国时期，股票市场更是很快在全国发展。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也发行过股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天津等股票市场还在营业，直至1951年才彻底关闭。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对股票市场并不陌生；关于股票“姓资姓社”的争论也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从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稍后深圳证交所正式挂牌算起，十八年来我国证券市场虽经历了多次起落，但总是顽强地成长、迅速地壮大起来。目前，上交所已跃升为世界第六大交易所。股票市场的发展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年以来，我国股市又进入一个调整期。有诸多因素引起了投资者的担心和疑虑。我想谈一些个人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今年股市行情的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自我调节、自然回归的结果。去年股市行情如火如荼，到10月中旬上证综合指数达到6124点的高峰，市盈率达50倍，而当时国际平均市盈率仅20倍左右，美国为18倍；无论谁只要入市就能挣钱；“8000点指日可待，15000点也不是天方夜谭”之类的议论不绝于耳。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物极必反，今年市场行情出现适度回落有其必然性。   　　二、客观评价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应该看到，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包括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把我国股市的这一轮下跌简单归咎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也不客观。次贷危机第一次反映到美国股市是2007年8月9日巴黎银行宣布因次贷证券造成巨额损失而使道琼斯工业指数当天下跌2.83%，报收于13470.68点，从此美国股市急剧震荡。但从那一天到2008年6月13日，道指累计跌幅仅为8.83%。作为这场危机的“震源”和“震中”，且金融机构的资产减记和亏损已超过3230亿美元的美国，股市累计跌幅尚不到10%，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基本没有染指美国次贷，至今也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到中国上市，同期上证指数却下跌39.65%。可见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股市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很大的。   　　三、越南形势变化不足以影响我国股市。越南近几年经济发展热火朝天，但近来形势急转直下：股市连跌20多天，VN指数从去年底以来累计下跌58%，5月份通胀率达25.2%，外资大举抽逃，市场预计今后几个月越南盾可能下跌30%，国际热钱正在越南施展对汇市、股市双向做空的“提款机战术”。人们很自然会担心，越南的危机会不会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第二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当年遭遇危机冲击的东南亚诸国，痛定思痛，经过十年的调整，各项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都更加完善，经济元气也得到恢复。十年前的危机没有波及越南，是因为当时越南尚未很开放，没有参与进去。而近几年越南则出现了经常项目持续逆差、低外汇储备、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金融服务市场充分开放的组合。在基本失去金融“防火墙”和抗风险能力的情况下，经济从过热走向危机是难以避免的。由此可以判断越南危机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对东南业国家会有一定影响，但尚不至引起太大的连锁反应。人们还会担心，越南是我国近邻，会不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目前越南全年GDP总量为808亿美元，而我国去年GDP折合3.25万亿美元，相当于越南的40多倍，加上我国经常项目保持着较大顺差，有巨额外汇储备，资本项下没有完全实现可自由兑换，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也相对谨慎，故越南危机冲击中国经济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更不足以影响中国股市。   　　四、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更加完善成熟。最近我去上交所参观调研，看到这里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已相当完备、先进，管理制度也已十分健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对大股东行为、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新产品的市场监管等一应俱全，交易方式的电子化已是世界一流水平。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大型计算机在亚洲是最先进的。近几年对券商的清理整顿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关闭了33家券商，清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360亿元。证券监管队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员素质大为提高。这一切，都为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五、基本完成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截至2008年6月6日，沪市已完成股改或已进入股改程序的上市公司总数为796家，占应股改公司总数的98.2%，市值总额已占应股改公司的99.7%，对我国股市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大小非解禁、IPO（首次公开上市）、增量发行、再融资等接踵而至，使市场的供给量迅猛增加，而需求方承受能力有限，使得投资者心理上有点惶恐。不过，证券监管部门对此已采取了一定措施。在这方面，监管当局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正确把握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实现股市供需关系的基本平衡。   　　六、上市公司质量明显提高，质优股占绝大部分。十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改革、重组、改造的力度非常大，普遍推行了现代企业制度，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大大提高。这是保证我国股市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还以上交所为例，目前十个银行股占总市值的21%，中石油和中石化两支股票也占总市值的21%，加上金山石化等下属的上市公司，这三大块就占总市值的50%以上，还有宝钢、中远等大型骨干企业，市值超过100亿元的187家上市公司占沪市总市值的87%。大批中小型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也是很好的。可以说，目前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是质优股。今年一季度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33%，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炼油和电力行业因产品价格没有理顺而表现为业绩欠佳。但这是暂时的，成品油和电价调整势在必行，只是最佳方案和出台时机的选择问题。一旦启动，这些公司的业绩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股市充满信心。   　　七、可供入市的资金十分充足。最近央行公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达17.5%。市场人士担心将因此而减少入市资金。其实这个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针对吸收存款类金融机构流动性过剩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决不是冲着股市而来的。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形成的机理不是因为央行滥发了货币，而是由于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过多地流入中国，在结汇的过程中央行不得不发行相应的基础货币。央行的这一对冲手段可以改善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有效弱化其流动性过剩。但资金的最终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属于通过结汇获得相应人民币的企业和居民。央行无论如何都回笼不了他们来自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财富增长，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投资行为和消费意向。至于银行体系的资金本来就是不容许进入股市的，其流动性的变化与股市几乎无关。   　　八、全面准确理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长期以来，不少人有这样一种误解：一说到宏观调控就意味着要紧缩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是要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这是国际通用的法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共同原理的基础上，宏观调控还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为重大的使命，那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五个统筹，着力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我们进行的宏观调控决不是“紧缩”二字所能代表的。在具体执行中，我们还有“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等一整套成功经验。所以，只要正确理解、认真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就一定能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九、对今年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和国内接二连三自然灾害的冲击，不少人对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心存忧虑，觉得前景不很明朗。这也许是导致当前股市低迷的最重要原因。这种忧虑可以理解。但更应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的列车正以巨大的惯性快速前进。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10.6%。虽然经济增长略有减速，但基本上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结构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全球经济阴霾密布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还保持这样的好形势，实在很不容易，也为世界许多国家所羡慕。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今年以来不少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一些困难。对此，中央各部委都很关注，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企业也在千方百计努力工作。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无论投资还是消费，扩大内需的空间还很大。1-5月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说明，经济运行仍然表现出平稳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夏粮丰收在望，夏收油菜籽产量可扭转连续三年下滑的局面，5月底生猪存栏数同比增长10.2%。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3%，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进出口总额增长26.2%（其中出口增长22.9%，进口增长30.4%）。5月份CPI涨幅7.7%，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标准进一步提高，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部分城市进一步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较好保障。特别是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全国人民表现出来的空前团结、不屈不挠顽强战斗的精神风貌充分证明，任何经济困难都压不倒中国人民。正如家宝总理说的“多难兴邦”。困难可以更好地锻炼我们的人民，考验我们的干部，增长我们的才干。国际经济对我国而言，也不会因为美国次贷危机而改变机遇和挑战同在、机遇大于挑战这个基本判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机遇。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坚决执行中央的部署，我国经济不单是今年而且在今后一个时期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股票市场是相当敏感的，这正是它的优点所在。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在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看好、阳光灿烂的情况下，股市行情却大幅下跌、阴雨绵绵。这明显有悖于晴雨表的原理，故只能是暂时现象。股票市场不是经济运行的温度计，它不可能准确地反映经济体温，其涨涨落落往往容易受到一些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前几天的股市低迷确实受到美欧日及周边国家股市震荡的影响，但决不意味着我国股市反弹乏力。一些有心计的投资者正在经历寻底之旅，一些有战略眼光的投资者正在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出击进仓。总之，中国股市是不会辜负成熟的投资者的。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顾问）

 管清友

 当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已经逼近140美元，高油价对世界经济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格局。

实际上，人类社会踏入新千年以来，国际石油市场经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至今仍未终结。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从低点15美元左右暴涨了七八倍，并曾一度达到了139美元左右的历史高位。国际油价为何居高不下？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用意大利石油经济学者克劳的话来说，就是“不确定性是整个石油史和石油经济的核心成分”。石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基础原材料，其价格的波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在特定时期影响油价走势的主导因素又不尽相同。我们大致可以从供给、需求和结算货币三个角度来观察油价的走势。

全球石油生产和消费保持基本平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和消费都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的是，产量的波动幅度要大于消费量的波动幅度。再者，由于原油投资和生产的周期一般都需要几年，因此产量在短期内相对固定，产油国对于石油消费国需求的变化反应也相对滞后。所以，当需求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时，价格就会走高。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0％以上集中在中东地区，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等中东欧佩克国家，这些产油国的生产对国际油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沙特拥有每天200万桶的闲置产能，这就好比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稳定器。沙特可以通过调整本国的闲置产能来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但是，针对目前的高油价，沙特等国不认为是供给方面的问题，而认为是金融投机导致价格上涨。如欧佩克秘书长艾尔·巴德里（Abdalla Salem el-Badri）去年10月份就指出，对于目前的高油价，欧佩克无能为力。因此，沙特等国即便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也没有采取增产措施。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地质学家预言的石油生产峰值正在成为现实，这也加剧了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进一步推高了价格。

原油需求的强劲增长也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原油需求虽然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来自亚太和中东地区的需求使得全球原油消费总量维持在较高的增长幅度。一些大国如美国、印度等国在国内实行低油品价格政策，客观上刺激了原油需求的增长。而产油国自身需求的增长也成为油价走高的重要推手。根据BP公司最新的2008能源统计的数据，中东地区的石油消费需求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亚太地区。

油价的波动是一种货币现象。作为原油交易的结算货币，美元汇率的走势也间接影响油价走势。美元汇率走势与油价走势基本呈现一致的趋势，即美元贬值，油价走高；美元升值，油价下跌。新千年以来，美元汇率下跌超过40％，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也相应的推高了以美元标价和结算的原油价格。2007年8月份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应对次级债危机而出台了一系列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急剧贬值，油价也在此期间急剧上升。如果说在此之前油价高涨更多的来源于供需基本面因素的话，那么2007年8月份以来的油价上涨则更多的来源于美元的贬值。

此外，自然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等也会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间接影响到油价走势。由于石油的重要性，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原油价格走势，这也使得预测油价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油价的波动是以上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未来油价的走势也取决于三大因素的变化。就目前情况来看，在供需基本面紧张的态势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即便美元由弱转强出现升值趋势，原油价格也不会大幅度下跌，并仍将维持高位运行。

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挑战。同时，高油价也改变了原油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增强了产油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地位。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石油价格的持续攀升的困局绝不仅仅是供与求的暂时震荡，搅动能源领域的还有西方消费国和石油供应国之间权力的持久转移。原来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在瓦解，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美国与其盟国以及其他能源消费大国正在从优势转为劣势。高油价使得世界政治格局处于异常深刻的变革当中，产油国和消费国两大国家集团的力量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在高油价的背景下，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通过调整国内能源政策和开展国际合作来应对高油价以及世界能源政治格局的变化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发表于广州日报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06/15/content_225612.htm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日本的青森市将为世界瞩目。

　　6月7日，由包括中、美、印、日、韩在内的五能源消费国的能源部长级会议在这里举行。五大能源消费国所消耗的石油占世界总石油消耗的近一半。

　　8日，八大工业国(G8)的能源部长级会议也将在青森市举行，随后，包括中国、印度和韩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能源部长级会议也将进行。11国的石油消耗占全球石油消耗的三分之二。

　　此次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之间对话的背景是，国际高油价持续走高，中间一度触及135美元每桶的历史高位，在欧洲等实行浮动价格的国家，由油价上涨引发的抗议不断，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针对油价上涨的政府补贴压力持续增加。

　　就目前透露出的消息，本次会议期间，代表了全球石油主要消费力量的国家将就目前国际高油价问题寻求共识，并做出回应。

　　而在此前不久，美国第一次明确表示，希望中国加入目前代表了主要石油消费国的组织——国际能源署(IEA)，并表示，为了迎接中国的加入，可修改IEA的规章，中国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室主任倪建军对本报记者表示，高油价并没有拉近石油出口国和石油消费国的距离，而是提高了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的协调成本，所以，一次能源消费国会议能对国际油价产生多大影响，他并不乐观。

　　事实上，这已经是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的能源部长们第二次坐在一起对话。2006年12月，经由中国倡议，五能源消费国的第一次能源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后，五国联合发布了《五国能源部长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五能源消费国在维护国际能源价格方面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一致决定，五国将在五个方面深化合作，包括能源结构多元化；节能提效；加强战略石油储备合作，促进全球能源安全；通过更好地信息共享，提高市场数据透明度，加强石油市场稳定；鼓励五国间在能效、替代能源和运输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商业合作。

　　但是，自去年以来的国际油价走势已经证明，此次合作对话，对维护国际能源价格的稳定作用非常有限。

　　倪建军对本报记者分析，高油价使得各国与油价的利益攸关性增强，包括石油出口国和消费国都对各自的政策调整心存顾忌。

　　所以，对于目前的国际高油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轮值主席、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长沙基卜·哈利勒日前表示，美元贬值、市场投机和次贷危机是导致油价暴涨的主要原因，断然否认供应不足带来高油价的说法。而且一再表示，OPEC近期不会增加石油产量。

　　而在石油消费国方面，美国的做法是，虽然迫于国会的压力开始对针对石油期货市场中的投机资本展开调查，但从去年8月份以来，就一直在增加石油储备。

　　这就导致，“作为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为了保证国内的石油供给安全，美国采取的增加石油储备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震告诉本报记者。

　　在高油价面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专家管清友认为，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大有可为的，“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能够达成集体行动”。

　　在其看来，“美国和中国都属于低油品价格的国家，所以，价格的调整空间很大。两国一旦进行价格调整，对国际油价的影响不可小视。”

　　倪建军说，“国家到了进行反思通过补贴应对高油价的时候了，不能再以通胀为理由而推迟国内油价的定价机制改革，这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

　　不过，管清友也承认，这还只是解决了一个“如何在高油价下生存的问题”，而在国际能源署(IEA)看来，技术的革新才是应对的关键。

　　6月5日，国际能源署正式对外发布了《能源技术展望报告》，这是该组织三年前受8国集团委托所开展的一个研究课题，目的在于为建立一个高效、清洁有竞争力的国际能源市场提供决策建议。

　　该报告指出，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能源供应的关键在于科技。具体包括通过科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捕获和储存能力、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还有核能，并认为，“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

实现能源政策良治是应对高油价的必由之路

 管清友

就像加油机上快速跳动的数字，原油期货价格不断突破人们的心理极限，站在了120－135美元的价格区间。在人们的记忆中，油价破百已经成为历史。高油价，是政府和普通消费者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和严峻挑战。

尽管如此，我国国内成品油价格依然保持低价水平。根据德国技术协作公司（GTZ）在2007年3月公布的对世界上171个国家和地区的油品零售价格的调查统计：以2006年11月为时点，中国的汽油零售价格约合69美分/升，在17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39位；柴油零售价格约合61美分/升，在17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33位。根据GTZ2005年的数据，尽管2006年11月中国的汽油零售价格比2004年11月上涨21美分/升，柴油零售价格上涨18美分/升，但是，中国在所统计国家中的排位却出现了下降，其中汽油零售价格排位下降13位，柴油零售价格排位下降4位。同时，由于中国没有对成品油征税，而是实施直接或间接补贴，中国也是实行低油品价格政策国家。

低油品价格政策是我国油品市场政府定价和价格管制的结果。在特定时期，这一政策确实能发挥稳定市场、降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但是，在这一政策背景下，石化企业，特别是成品油生产企业不堪重负，国家财政对炼油行业的补贴杯水车薪。低油品价格政策还间接鼓励了消费者对成品油的消费，降低了企业对油品的利用效率，不利于个人和企业节能、降耗和减排。从宏观面上来看，低油品价格政策也是我国原油进口居高不下、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重要动因。

我们可以简单算一笔账：按照原油价格60.2美元/桶（38美分/升）评估的汽油理论销售价格为53美分/升，柴油理论销售价格为59美分/升，那么按照目前的国际原油价格水平（120－135美元），汽油和柴油的理论销售价格也已经翻倍，分别为1.06美元/升和1.18美元/升。如果简单地把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确定为1：7，那么汽油和柴油的理论销售价格分别为7.42元/升和8.26元/升。以北京市汽油（90、93、97、98号汽油）零售基准价格5.16元和最高零售价格5.57元计算，理论销售价格与国内汽油价格还有33％－44％的差距。石化企业按照目前的零售价格提供成品油，每吨（93号汽油1吨约为1342升）约亏损3000元人民币左右。上述价格还仅仅是在低油品价格政策不变的条件下根据原油价格的变化粗略推算出来的。同时，国家对炼油行业的补贴实际上是补贴了一部分富人，政策结果具有劫贫济富的客观效果。由于我国存在大量的外向型企业，对炼油行业的补贴通过产品的出口变相补贴了我国的出口市场。

从根本上来说，低油品价格政策不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也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需要尽快得以扭转。国内油品市场改革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笔者以为改变低油品价格政策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市场结构改革优先于价格改革。目前国内石化企业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仍然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不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要打破垄断局面，就要继续开放细分市场，允许国有石化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共同进入细分市场参与竞争，既实现存量改革，又实现增量改革，多头并举，塑造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市场结构。

其次，逐渐下放价格制定权。垄断市场结构没有破除就放开价格很容易形成垄断定价。如果要放开，就必须加强监督，杜绝垄断价格的产生；如果逐渐放开，就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尽快实现市场结构的竞争化。目前可考虑适当提高成品油价格，减轻石化企业负担，遏制油品使用的无效率和高消耗。实际上，价格管制并不能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相反，由于价格提高反而会减少油品消费，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压力。

再次，跳出利益集团博弈的窠臼，从国家发展大战略高度认识能源政策良治的重要意义。根据OECD的定义，良治是政府机构为了国家和全球的共同利益，通过合理的、连贯的、广泛的程序，确保管理机构高效和民主的运转。国内低油品价格政策的改变，油品市场和定价机制的改革不仅具有国内意义，也具有很强的国际意义。不但有利于国内能源行业的良治，也有利于全球能源市场的良治。要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不能因为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耽误政策出台的良好时机。要通过中央层面的决断，显示实现能源政策良治的政治意愿，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推动能源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既然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就得学会适应。而实现国内能源政策良治是我们应对高油价的必由之路。只有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我们才能临危不惧，以不变应万变，适应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提高驾驭市场风险的能力。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能源政策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本文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发表于东方早报

http://finance.jrj.com.cn/news/2008-06-17/000003760722.html